这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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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入药,或以酒助医,早见于先秦诸典,甲骨文中亦多有反映。酒有药用价值,这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事实上这也曾经是一种很普遍的认识。古希腊“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记载的每个药方几乎都有葡萄酒参与其中。这位出自医学世家的欧洲医学奠基人不仅用酒来退烧、用作利尿剂和抗生素,还用作患者的体力恢复剂。他总是针对具体的病症推荐相对应的葡萄酒,而在有些情况下则主张完全禁酒。

  中国自战国之后,又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和理论深化,到了距今17个世纪以前的东汉末年,“中华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部不朽名著中记下了我国最早的方、药详备的补酒三品:炙甘草汤用酒七升,水八升;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酒、水各六升;芎归胶艾汤,酒三升,水五升。从而开了中国传统的补酒保健祛疾的先河,补阳剂中以酒通药性之迟滞和补阴剂中以酒破伏寒之凝结的原则也从此被明确于方剂之中了。但张仲景时代的补酒制法还是比较原始的,只是药、酒、水共煮而非后世的浸渍法。稍后的葛洪以自己更进一步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补酒浸渍法的完整记录:以菟丝浸酒,“治腰膝去风,兼能明目,久服令人光泽,老变少。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也”。其后的陶弘景增录汉魏以降名医所用药365种,将载药365种的《神农本草经》增订为《名医别录》,并正式将酒列为“中品”,即位于中药三品级“君”、“臣”、“佐使”的“臣药”一级:“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痛,补虚赢者,本《中经》。”唐初的孙思邈则更前进一步,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列有“酒醴”专章,记有20余种补酒,并且已经有了冷浸的制作方法:“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唐代以后,因蒸馏酒用为浸剂。